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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墻的歷史，古城墻的歷史文化

歷史
2023-05-31

目錄
城墻的文化意義
古城墻的歷史文化
西安城墻的歷史意義
城墻的美稱
南京明城墻的歷史簡介

城墻的文化意義

西安態棚城墻有多少年的歷史

西安城墻位于西安市中心區，是明代初年在唐長安城的皇城基礎上建筑起來的，呈長豎汪方形，墻高12米，底寬18米，頂寬15米，東墻長2590米，西墻長2631.2米，南墻長3441.6米，北墻長3241米，總周長11.9公里。

有城門四座：東長樂門，西安定門，南永寧門，北安遠門，每個城門都由箭樓和城樓組成。現存城墻建于明洪武七年到十一年（1374-1378），至今已有600多年歷史，是中世紀后期中國歷史上最著名的城垣建筑之一，是中國現存最完整的一座古代城垣建筑。

荊州古城墻有多久歷史

荊州城的城郭，在戰國末年形成。

漢代已有城墻。蜀將關羽、吳太守朱然，東晉桓溫、梁元帝、南平王高季興等，都對荊州進行修葺，北宋末年，城毀。

南宋淳熙年間，重修城墻，淳祐十年（公元1250年）挖城壕。元初，忽必烈下令拆除荊州城。

元末，朱無璋稱吳王時，派員依舊基重建荊州城。明末，張南忠率義軍攻占荊州城，將城墻拆毀多半。

清順治三年（公元1646年），又依明代城基重新修筑荊州城，并重新命名城門：東門曰寅賓門，東南門（小東門）曰公安門，西門曰安瀾門，南門曰南紀門，大北門曰拱極門，小北門曰遠安門。荊州城現存磚砌城墻為明末清初建筑。

西安城墻歷史有多少年

西安城墻又稱西安明城墻，是中國現存規模最大、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城垣。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，國家AAAA級景區。廣義的西安城墻包括西安唐城墻和西安明城墻，但一般特指狹義上的西安明城墻。

城墻為明代建筑，全長13.7公里，始建于明太祖洪武三年（1370年），洪武十一年（1378年）竣工，是在明太祖“高筑墻、廣積糧、緩稱王”的政策指導下，在隋、唐皇城的基礎上建成的，當時是西安的府城。明太祖朱元璋將次子朱樉冊封為秦王，藩封、府治同在一城，因而城池規模宏大堅固，再加上后來明清屢次修葺、增建，至今保存完好。

西安古城墻有多少年的歷史

600多年

西安城墻位于西安市中心區，是明代初年在唐長安城的皇城基礎上建筑起來的，呈長方形，墻高12米，底寬18米，頂寬15米，東墻長2590米，西墻長2631.2米，南墻長3441.6米，北墻長3241米，總周長11.9公里。有城門四座：東長樂門，西安定門，南永寧門，北安遠門，每個城門都由箭樓和城樓組成。現存城墻建于明洪武七年到十一年（1374-1378），至今已有600多年歷史，是中世紀后期中國歷史上最著名的城垣建筑之一，是中國現存最完整的一座古余閉仔代城垣建筑。

西安城墻除了城門設防嚴密外，城墻四個拐角還修有角樓。作用是輔助城門，觀察和防御四面外來之敵。整個城墻外側，每隔120米有一座馬面（也叫墩樓）。每個馬面寬20米，從城墻向外伸出12米，高低、結構和城墻相同。西安城共有馬面98座，垛口 5984個，使城墻外側成鋸齒形。每個馬面上原有可供駐守軍隊的卡房（也叫敵樓）3間。城墻和馬面上有女兒墻，墻上有既能藏身又能8奈望、射擊的凹口和方孔。因此，西安城墻對研究封建社會的城市建設，歷史、軍事和建筑藝術，都有著很高的價值。

西安城墻歷史有多少年

西安城墻又稱西安明城墻，是中國現存規模最大、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城垣。

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，國家AAAA級景區。廣義的西安城墻包括西安唐城墻和西安明城墻，但一般特指狹義上的西安明城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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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城墻的歷史文化

隋文帝楊堅建立隋朝后，最初居于漢長安城。但當時的漢長安城破敗狹小，水污染嚴重，于是決定在東南方向的龍首原南坡另建一座新城。

開皇二年（582年），大興宮的修建拉開了大興城修建的序幕，在宇文愷的主持下，僅用9個月左右的時間就建成了宮城和皇城。

開皇三年（583年），隋帝國遷至新京，因為隋文帝早年曾被封為大興公，因此便以“大興”命名此城，即“大興城”，宮城命名為“大興宮”。

大業九年（613年），隋煬帝動用10余萬人在宮城和皇城以外建造了外郭城，城市的總體格局至此基本形成，并為后來的唐帝國所繼承沿用。

隋大興、唐長安城東西寬9721米，南北長8652米，周長36.74千米，總面積84平方千米，是中國古代面積最大的都城。

歷史價值：

西安是世界四大古都之一，在爛啟中國歷史上建都朝代最多、時間最長。隋唐長安是當時世界上唯一一個人口超過百萬的國際化大都市。

城墻圈定的都城比當時羅馬城大7倍，比一千多年后成為中國首都的北京大一拍做倍多。直到唐朝末年，隨著李氏王朝的衰落，長安城才在改筑時放棄了外郭城和宮城，只把皇城加以改修，規模明顯縮小。

現存的西安城墻建于明洪武七年到十一年（1374年—1378年），是在唐長安城的皇城基礎上建筑起來的，因此這座明代城垣的歷史可以上溯到唐長安城的前身，在6世紀由大建筑師宇文饑賀如愷主持建造的隋大興城，給上千年的中國歷史，提供了一個能夠閱讀、分析和體味的歷史載體。

西安城墻的歷史意義

600多年

西安城墻位于西安市中心區，是明代初年在唐長安城的皇城基礎上建筑起來的，呈長方形，墻高12米，底寬18米，頂寬15米，東墻長2590米，西墻長2631.2米，南墻長3441.6米，北墻長3241米，總周長11.9公里。

有城門四座：東長樂門，西安定門，南永寧門，北安遠門，每個城門都由箭樓和城樓組成。

現存城墻建于明洪武七年到十一年(1374-1378)，至今已有600多年歷史，是中世紀后期中國歷史上最著名的城垣建筑之一，是中國現存最完整的一座古代城垣建筑。

西安城墻除了城門設防嚴密外，城墻四個拐角還修有角樓。

作用是輔助城門，觀察和防御四面御滲外來之敵。

整個城墻外側，每隔120米有一座馬面（也叫墩樓）。

每個馬面寬神叢20米，從城墻向外伸出12米，高低、結構和城墻相同。

西安城共有馬面98座，垛口 5984個，使城墻外側成鋸齒形。

每個馬面上原有可供駐守軍隊的卡房（也叫敵樓）3間。

城墻和馬面上有女兒墻，游拆櫻墻上有既能藏身又能8奈望、射擊的凹口和方孔。

因此，西安城墻對研究封建社會的城市建設，歷史、軍事和建筑藝術，都有著很高的價值。

城墻的美稱

城墻作為城市、城池和城堡的抵御外侵防御性建筑，中國古代城市的城墻從結構和功能分，主要由墻體、女墻、垛口、城樓、角樓、城門和甕城等部分構成，絕大多數城墻外圍還有護城河。從建筑的原材料分，分為版筑夯土墻、土坯壘砌墻、青磚砌墻、石砌墻和磚石混合砌筑多種類型。

舊時農耕民族為應對戰爭，使用土木、磚石等材料，在都邑四周建起的用作防御的障礙性建筑。早在明王朝建立前，當朱元璋攻克徽州后，一個名叫朱升的隱士便告訴他應該“高筑墻，廣積糧，緩稱王”，朱元璋采納了這些建議。當全國統一后，他便命令各府縣普遍筑城。朱元璋以為“天下山川，唯秦中號為險固”。

我們現在看到的城墻，都是由土或磚石筑砌的剛性實體，并具有一定的厚度與高度。其所在位置，一般都在城市或建筑組群的周圍，起著分割空間、阻隔內外的作用。這種采用人工修造的建筑屏障來圍護一定空間的方式，究其淵源，最早恐出于原始社會房屋的壁體和圍墻，以后發展為聚落的寨墻，當聚落擴展為城市時，才逐漸演變成目前的形式。以后，它又被人們使用于國境及邊界，并進一步發展為具多種內涵的強大邊防體系。由此可見，城墻產生和形成的最主要的原因，是出于它的對外防御性。而對空間或地域所進行的劃分或隔絕功能，則是次要的。我國最早城墻的出現，大約在新石器時代中期，主要存在于當時的各類城市。隨著城市的不斷增加，以后歷代都曾大量建造。由于古代戰爭中的進攻手段一直相當原始，因此城墻這種并不十分先進的防御構筑物，在我國竟然沿用到封建社會末期。城墻在我國幾千年歷史中的發展又是如何？除了考古發掘的實物資料以外，另一個來源就是中國古代文獻。內中有關于筑城的記載亦復不少。例如涉及太古時期的有：《漢書·食貨志》：“晁錯復說上曰：……神農之教曰：有石城十仞，湯池百步……”《漢書·郊祀志》：“黃帝為五城十二樓，以候神人于執期。”《軒轅本紀》：“黃帝筑城造五邑。”《黃帝內經》：“帝既殺蚩尤，因之筑城。”《史記》補《三皇本紀》：“人皇此滾知……兄弟九人，分長九州，各主城邑。”以上載述中之神農、黃帝、人皇等，都是太古時傳頌的領袖人物，其時代約相當于我國新石器時代之中晚期。文獻所載既為筑城，則構有城墻乃是必然之事。近半個多世紀以來的考古發掘，在我國山東、河南、湖北、湖南及四川諸省，先后發現的新石器時代城址已超過三十座，例如山東章丘城子崖、壽光邊線王、陽谷景陽岡、茌平教場鋪，河南登封王城岡、淮陽平糧臺，湖南灃縣城頭山，湖北天門石家河、荊門馬家垸，四川新津寶墩、都江堰芒城、崇州雙河……且多數之城墻保存相當完好，由此可以證明古代文獻森消記載當時已建有城市的不誤。

然文史述及夏代建城之記錄絕少。《吳越春秋》稱：“鯀筑城以衛君，造郭以守民，此城郭之始也。”又《淮南子》載：“夏鯀作三仞之城。”按鯀乃夏禹之父，曾為舜治天下水禍而不成，其時稍早于夏朝之始建。夏代自禹迄桀，先后共十四世十七王，歷時四百年，帝都即已移遷六次備慧（依古本《竹書紀年》）。史載禹即位時，諸侯來朝者萬人。由此推知，全國各地開展之筑城活動應不亞于前世。《管子》有云：“夏人之王（城），外鑿二十七虻蝶、十七湛……道四經治水……民乃知城郭、門宮、閭屋之筑。”目前雖缺乏此時期城垣實例，但從夏禹時曾在各地大力治水，而夯土筑堤與筑城同出一源，故推測其技術與經驗均已超過原始社會，應當是無問題的。

商代統治時間長達六百年，共歷十六世三十王，史載遷都亦有六次之多。而商湯建國之際，諸侯共有三千之眾，其建城數亦不會少。目前發現的商代城址，從早商到晚商，從帝都到諸侯城，都有若干實例。除晚商都城殷（今河南安陽）未發現城墻外，其他各城均有構筑，且施工技術亦見顯著進步。

周代進入封建社會，裂土分茅，大封諸侯，諸侯之下另有附庸，于是又出現了一次筑城高潮。到春秋、戰國期間，因各國之間兼并戰爭不斷，筑城活動更為增加，除建新城外，修補與擴建工程亦見頻繁。這時的城市，已不僅是政治、軍事、經濟中心與居民麇集之處，而且也是封建等級的象征。表現在城市的具體建設方面，就是不同等級的城市，其城市面積、城墻、城門與角樓的高度均有區別。如《五經異義》載：“天子之城高七雉，隅高九雉。”而《周禮·考工記》又稱：“王宮門阿之制五雉，宮隅之制七雉，城隅之制九雉……門阿之制以為都城之制，宮隅之制以為諸侯之城制。”文中之“隅”，乃是角樓。“雉”是度量單位，約高合一丈，長合三丈，由此可知，當時各級城高以九、七、五……級數衡量的，即以二丈為差數。但這項制度，至春秋、戰國時、因諸侯僭越，而使禮崩樂壞，已不再為社會所遵守。秦始皇削平群雄，統一中國，建立前所未有的集權霸業。然而其統治中心咸陽，迄今尚未發現都垣，與前述之晚商都城殷同為我國古代城市中之特例。但秦咸陽宮仍發現宮垣，且始皇的驪山陵亦用陵墻兩道，表明當時并未摒除使用城垣的制度。

漢代是我國最強盛的第二個封建王朝，筑城活動亦十分活躍，特別突出的是西漢長安和洛陽的建造。據《漢書·惠帝紀》載：“元年……正月城長安。”“三年春，發長安六百里內男女十四萬六千人，城長安，三十日罷……六月，發諸侯王，列侯徒隸二萬人，城長安。”“五年……正月，復發長安六百里內男女十四萬五千人，城長安，三十日罷……九月，長安城成，民爵戶一級。”這是正史中最早與最詳細記錄筑城之載述。通過考古發掘，知西漢長安之平面為不規則之方形，城垣總長度為25．73公里。而《史記·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》又謂：“（惠帝元年）始作長安西、北方。”《漢宮闕疏》亦載“（孝惠帝）四年筑（長安城）東面，五年筑北面”，則與前者有所出入。但至少二者都說明筑城是分期分面進行的，這對集中使用人力，縮短運輸路線，便于管理監督并在較短工期內早見成效等方面來說，無疑是十分科學與合理的。根據《漢書·地理志》，西漢至平帝為止，共有“郡國一百三，縣邑千三百一十四，道三十二，侯國二百四十一”。筑城數量之多，可想而知。依《后漢書·郡國志》，知東漢有“郡國百五，縣、邑、道、侯國千一百八十”，較西漢略減。三國時曹魏都鄴城，平面為東西3000米，南北2160米之矩形，城垣總長10．32公里，并于其西墻上構筑銅爵、金虎、冰井三臺。這種在城墻上建造樓臺堂榭并連以閣道，又在其下營掘洞窟以貯存糧食、兵器等的方式，也就是將觀景、游樂、儲備、防御諸功能綜合為一體，可說是對三代以來盛行于帝王宮室的高臺建筑別出心裁的改進，同時也將城墻自古以來主要供防御的職能，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。三臺后來又被擴建與沿用，經后趙、前燕、東魏而迄于北齊。北魏酈道元《水經注·漳水》：“（鄴）城之西北有三臺，皆因城之為基，巍然崇舉，其高若山。建安十五年（220），魏武所起……其中曰銅雀臺，高十丈，有屋百間……（后趙）石虎更增二丈。立一屋，連棟接檐，彌覆其上，盤回隔之……又于屋上起五層樓，高十五丈，去地二十七丈，又作銅雀于樓巔，舒翼若飛。南則金雀臺，高八丈，有屋一百九間。北曰冰井臺，亦高八丈，有屋一百四十間。上有冰室，室有數井，井深十五丈，藏冰及石墨焉。石墨可書，亦謂之石炭。又有粟窯及鹽（窯），以備不虞。”由此可見三臺宏偉壯麗之一斑。

兩晉、南北朝時戰亂頻起，各地割據政權為鞏固自身統治，不惜耗費大量人力物力筑城。例如位于今陜西靖邊縣北之統萬城，為十六國夏之都城。依《晉書·赫連勃勃載記》：“（赫連勃勃）以叱干阿利領將作大匠，發嶺北夷夏十萬人，于朔方水北、黑水之南營起都城。勃勃自言：‘朕方統一天下，君臨萬邦，可以統萬為名。’阿利性尤工巧，然殘忍刻暴，乃蒸土筑城，錐入一寸，即殺作者而并筑之。”就目前考古發掘，該城筑建時已用三合土，為我國已知古城之最早者。此外，又利用城墻內構作倉庫，似受鄴城三臺之影響。城門是城市內外交通的出，其建筑之規模、數量常依城市的大小、形制、方位、用途等因素來確定。早期的原始社會城市面積都較小，如占地僅0.034平方公里的河南淮陽平糧臺古城，僅辟南、北兩門。而面積較大的湖北天門市石家河古城（1平方公里）則辟有四門。隨著社會的進步與人口的繁衍，城市的面積也相應的擴大，城門數量亦有所增加。例如周代齊國都城臨淄，占地面積21平方公里。其大城（郭城）有城門8處，小城（宮城）有城門5處。魯都曲阜面積10平方公里，外垣有城門11處。而作為諸侯附庸的羊舌邑城（今山西洪洞縣境內），面積約1.53平方公里，故僅辟城門2處。

決定城門位置及數量的另一個重要因素，是隨著社會發展而日益強化的宗法禮制影響。特別是從周代開始，“位居中為尊”、“數列九稱貴”等法則，已為社會所公允。雖然目前我們對兩周王都的具體情況了解很少，但從《周禮·考工記》中所描述的王城看，都是每面9里的方形平面，而王宮居中，并依南北與東西的中軸線，于每面城垣中部對稱開辟三門。這種平面制式，在不同程度上為后代多數帝都所沿襲。例如西漢長安、東漢洛陽、北宋東京（水門在外）、金中都、明清北京等。隨著功能需要的變化，一些城市的城門數量亦有所增減而不囿于上述規定。例如北魏洛陽有城門十三（北二、東三，南、西各四）；隋、唐洛陽僅有十門（東、南各三，西、北各二）；元大都十一門（東、南、西各三，北二）；明南京十三門（城市平面不規則，北四門，東一、南三、西五）；北京初建時僅九門（南三、東、西、北各二），至嘉靖時興建南城，東、西各增一門，城門總數增為十一，清北京仍沿此。

一般地方城市（郡、州、縣）大多都在四個方向各開一門，早及原始社會時期山東壽光縣邊線王、湖北荊門市馬家垸等古城即已如此。這種形式的實例，自漢、唐沿至明、清，各地仍然比比皆有所見。

在大多數情況下，城門都是經由陸路交通的旱門。由于某些特殊的自然條件（如城市一部地勢低洼，附近有可通行之河道、湖泊等所提供的便利），有些城市就設置可供水路交通的水門，如湖南灃縣新石器時代城頭山古城、湖北江陵周代楚國紀南城、江蘇蘇州宋代平江府城等。

早期城市辟城門處的城墻，與其他處同一厚度，如河南淮陽龍山文化時期平糧臺古城所示，且為寬度不大的單門洞式樣。將城門兩側墻體向內外伸出以形成城臺（很可能是列于城門兩旁之闕的發展）的實例，最早見于山東曲阜魯故城。此部面積及厚度增加，既有利于防守，又可在上面建造城樓。后者平時可供宴集及觀景，戰時則作為瞭望與指揮所在。它們均建于城墻轉角處，平面常作凸出之方形或圓形，上建角樓，功能與城樓相仿。在文獻中最早見于周代之《周禮·考工記》，文中稱之為“隅”，其高度較城墻高二丈。實例則首見于漢代邊城，如前述內蒙潮格旗朝魯庫侖古城之四隅，均建有45度斜出之方形平面角臺，頂部面積約5米×5米，形制甚為規整。與此相類似的構筑物，在其他邊城中亦時有所見。

前述十六國夏都統萬城，其東、西城隅均建有角臺。另敦煌北魏249窟西頂《阿修羅王故事》及257窟《鹿王本生故事之四》中所繪城郭，皆有角臺之表現。北宋東京之皇城建有角樓，見載《宋史》卷一百十三。遼上京臨潢府之北城為皇宮所在，故建有角臺。其他如慶州故城等亦有。金代吐列毛杜1號古城之角臺，為直徑約12米之圓形平面。西夏王都黑城子亦如此。元大都及明、清北京城垣，均圍見有角臺之痕跡。這是依一定距離在城墻外側建凸出的墩臺，平面有長方形和半圓形，因外觀狹長如馬面，故名。它一般寬度為12～20米，凸出墻垣外表面8～20米，間距為20～250米（一般為70米），即在弓矢投石的有效射程以內。特點是能夠自上往下從三面攻擊城下的敵人。由于火器出現，宋、金以后的城墻，已很少使用這種構筑物了。

馬面之名稱，首見于《墨子》中之《備梯》與《備高臨》二篇，內中所述“行城”者即是。表明至少在戰國時，已被普遍用于城市防御了。

現存之最早馬面實物，見于甘肅夏河縣北之漢代邊城八角城。其內城尚存馬面五處，計東南一處，西南及西北各二處。馬面寬12.2～38.5米，長6.7～11.7米不等，且布置為非對稱式，乃是依需要而設。

在對北魏洛陽之發掘后，于其北垣廣莫門西側發現馬面一處。其平面大體呈方形，突出城垣外側11.7米（約相當于城厚2/3），正面寬度約13米。另西垣北端之承明門北，亦發現馬面殘余。它們都是中原地區都市發現建有馬面的另在敦煌石窟壁畫中，如北魏249窟西頂之《阿修羅王故事》所繪城郭，即有馬面之形象。此項間接資料，亦可為洛陽馬面實物之補充。

十六國夏都統萬城之東、西二城尚存馬面48座，平面為矩形，間距40～70米。其中最大者寬約19米，凸出垣面14米，殘高亦相仿佛。

北宋汴京外城構有馬面，間距百步（約合150米），載見《東京夢華錄》。而南宋《平江府圖》中之城垣，亦排列平面為矩形之馬面。據圖中所繪，除東南、西南二隅角臺外，其東、西城垣各建馬面20處，南垣11處。蓋彼時金兵屢屢南下，不得不為此以策安全也。

遼、金故城之位于北邊者，大多均置有馬面，但亦有所區分。如遼上京臨潢府之北城為皇宮所在，故其外垣之東、北、西三面均建有較密之馬面，分別為13、12、19座，間距九十步（合135米）。南城稱漢城，為平民居住，因而設置較少，現南垣大部為白音戈洛河破壞，僅殘留馬面兩處。位于黑龍江省克東縣之金代蒲峪路故城，平面為不規則橢圓，沿墻置半圓形馬面39座，間距50～70米，較他城排列密集。

元上都亦僅于內城垣設馬面。內城平面為方形，每邊設馬面6座，間距140～190米布置手法與遼上京如出一轍。史載元大都亦建，但未見實物，情況已不可考。

明代京師如南京及中都鳳陽，均未建馬面。永樂時遷北京，亦未于城垣建置馬面。后嘉靖三十二年（1553）加建南城時，始于垣間構馬面（時稱敵臺）172座，面積有大小兩種，間距為60～100米，估計是配置不同射程武器之故。

明代地方城市如西安，為秦王藩封，其城垣建馬面98座，平面為20米×12米矩形，間距120米。又如山西平遙縣城，建有敵臺71處，間距與西安相仿。沿海城市如江蘇南通，為御倭寇侵襲，城垣亦建有馬面。

明長城最西端之嘉峪關，有圍垣兩道。外為羅城，其西側因系交通要道及主關門所在，故城垣特別高厚（墻高10.5米，頂寬5.3米）。而南、北羅城垣僅高3.8米。內為關城，墻高9米（另加垛1.7米），底寬6.6米，頂寬2米。其南、北垣中央各置一有敵樓之馬面，平面矩形，距關城四隅之角臺各約75米。綜觀全部城垣（計羅城垣長1100米，關城垣長640米）中，馬面僅此兩處。估計此項構筑物之減少與趨近消亡，恐與火器應用之日益普遍有關。古時稱之為“城池”者，就是城墻與護城河的合稱。后者又謂城河、城濠或護河。它一般環繞于城墻外側，少數也有在城墻內側再修一道內護河。大城內若建有小城，如帝王都中之宮城，州府郡城中之子城等，其城下也常鑿有護河。前者如明、清北京之紫禁城，后者如宋平江府城之子城。

就現知古代城市而言，建有一道城垣與一道外護河的為數最多，其實例最早可上溯到我國的原始社會。如湖南灃縣城頭山古城之外濠，至今寬度尚達35～50米，深度亦在4米左右。它系利用天然水道再加以人工整治開掘而成，除防御功能外，亦可供舟楫交通及城市供排水調劑之用。其有內、外城垣及相應兩道護城河的，如北宋汴京開封及南宋平江府城等。建有城垣三道及城濠三道的城市，如筑于春秋時期江蘇武進縣奄城。其面積雖小，但制式特殊，在我國目前尚屬孤例。

護城河道在城門前，常掘成為外凸的緩弧形，可使處有較大之活動面積與空間，并由此架設橋梁、以交通內外。所架橋梁，大多為固定式樣的平直木橋或石橋。使用拱橋者甚少，因不利車馬通行，又防御時阻礙視線。在河道水面不甚廣闊時，也有使用可拉曳起落的木質吊橋。在水流湍急或水面甚寬的天然河道上，亦有連舟為橋的事例。為了避免城門不致直接暴露在敵人的攻擊下，常在城門外側添筑城墻一道，以形成一區面積不大的防御性附郭，這就是所謂的甕城。甕城者，顧名思義，一旦敵人進入此處，就會遭到四面圍攻，猶如甕中之鱉。

甕城平面有矩形和半圓形兩種，其墻垣均較主城垣為低且稍薄。而對外交通門道，大多置于側面，與主城門曲折相通，以有利防守。帝都主要城門及其甕城門，通常位于同一軸線上，這是為了使皇室車馬迅速通行。建于明代初期的南京聚寶門（今中華門）甕城，采取了三層重疊的布置方式，其縱長深度共達128米，并于城墻內辟有屯留兵卒和貯放軍需的券洞27處，門券上方又有防御火攻的蓄水槽、注水孔及多道可阻敵之閘門。這些，都是為了進一步加強城門防衛的措施。

我國甕城的使用始于何時？目前尚未有定論。就已知文獻記載與考古發掘資料，漢代以前似未曾出現。如漢代都城西安、洛陽亦無遺物可憑。現有之實物遺址皆得自兩漢北境之塞外邊城，例如內蒙居延破城子邊堡、潮格旗朝魯庫侖（蒙語為“石城”）古城、甘肅夏河縣八角城……破城子邊堡僅側辟門一處，門外建無女墻及雉堞之曲尺形土垣，其空曠之南面即為。這可說是矩形平面甕城的最簡單形式。朝魯庫侖古城東墻辟一門，其外之矩形平面甕城辟門南向，與上述邊堡布置大體同一制式，惟城垣全由石砌。八角城之外城垣破壞甚烈，原有情況已難以判斷。內城作對稱十字形平面，南門外有一小甕城，平面矩形，南北15.30米，東西10米，辟于東側。該城東、西兩面亦各有一門，但外無甕城。

解放以來對唐長安及洛陽的多次發掘，至今均為發現建有甕城之遺址，文獻內亦無此類資料。1984年在江蘇揚州對建于唐代之南垣進行發掘，于其城門外發現甕城一座，平面呈矩形，現尚留存其東墻及南墻之一部，以及南墻東端的甕城門道。根據各地層出土文物判斷，其建造及使用之上限應不遲于晚唐，并經五代、宋、元、明、清各代沿用。

宋代中原及江南城市建有甕城者甚多，文獻及實物皆有所見。據宋代《東京夢華錄》載：“東都外城方圓四十余里……城門皆甕城三重，屈曲開門。唯南薰門、新鄭門、新宋門、封丘門皆直門二重。蓋此系四正門，皆留御路故也。”這里明確地說明了屈折開門和貫通直達在形式上的不同，是出于使用上的區別。依元代刻印之《事林廣記》所繪東京汴梁圖，其羅城之陸路諸門，均建有平面呈半圓形之磚砌甕城，而各水門均未建有，一若南宋所刻《平江府圖》中所示者。另南宋景定《建康志》亦繪有府城之甕城，其平面為矩形，亦屈曲開門。

遼代都城如上京臨潢府（今內蒙巴林左旗林東縣南）、中京大定府（今內蒙喀拉沁旗寧城縣）及慶州故城（今內蒙巴林右旗白塔子村）等，均于城門處建平面為矩形之外甕城。

金代城市及邊堡建甕城者尤多，如位于內蒙科爾沁右翼中旗的吐列毛杜一號古城，僅辟有東、南二門，但均構直徑約20米之圓形平面甕城，出俱南向，臨門更建照壁一堵，為其他甕城實例所罕見。黑龍江省伊春市之金代故城，平面為橢圓形，于東南、西南隅各開一門，門內均建矩形平面之甕城一區。

元代早期城市如上都（位于內蒙錫林格勒盟正藍旗黃旗大營子東），其外，內城亦建有矩形或半圓形甕城。矩形者門正對主城門，半圓形者屈曲開門，似依前述宋代之制。元世祖忽必烈所建之元大都（今北京北城），肇創時未建甕城，及至元末農民起義，方于各門處倉促建造。1969年修筑北京地下鐵道，在拆除西直門明代箭樓時，無意中發現被包砌在內之元代甕城垣及門道，為今日所知唯一元代甕城遺物，惜因工期急迫，致被全部拆除。

明代仍多使用甕城，如明初南京聚寶門甕城，其制度似仿北宋汴京者，俱見前述。及遷都北京，各城門仍建甕城，至清代依然保存，依乾隆時之《京城全圖》，知清中葉時各甕城之設置狀況。總的說來，仍依照宋代以來之布置原則，即甕城平面分為矩形與半圓形兩類，前者置于主要城門外，主城門與甕城門同在一直道上。次要城門前置半圓形甕城，其間城門與道路曲折相通，即甕城門辟于側面，但又與鄰近之另一甕城門遙相呼應。如內城（北城）東墻北端之東直門甕城，其門開于南壁。而東墻南端之朝陽門甕城，其門則開于北壁。內城南墻正中之正陽門，為北京內城之正門，其甕城面積較他門為大，并開門三處。南壁中央之門與正陽門直通，供皇帝御車行駛。東、西壁各開一門，供人眾日常生活交通出入。此外，各甕城正對都門之一面，均建有磚砌箭樓一座。各樓對外及兩側墻面上，均開方形射孔四列，以增加防守時之殺傷力。此項設施，亦為前代所無。